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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祁祥:关于信息社会的经济学思考

作者:采集侠┆ 时间:2019-10-30 02:05 ┆点击:

引言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大约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有了农业、畜牧业。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们用畜力、自然力延展或者部分代替劳动者的体力,由此形成了农业文明。

17世纪末,伴随着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工业社会。这一时期, 资本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工厂成为人们劳动的主要场所,机器用来延展或者部分替代劳动者的体力,由此形成了工业文明。

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步入信息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信息开始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成为信息社会的主要劳动工具,电脑延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人脑成为信息文明的最主要特征。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指出,全球126个样本国家中的57个国家(主要都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社会。中国的信息化程度虽然仍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但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增速,甚至高于G20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报告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整体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

人类进入到信息社会以后,基于信息资源特性基础上的信息经济运作原理和运行规律,导致我们生活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信息社会的资源特性和供求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立足的基础,就在于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需要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假设。构成经济学核心分析框架的供求分析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但在信息社会,资源有限性的这一核心假设发生了如下一些重要的改变。

首先,信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要素供给的有限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分别以有形的土地和资本为核心生产要素,它们具有总量上的有限性。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就是用来表示社会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最大数量组合,据此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与选择性。而信息的计量单位是比特,比特具有2的幂次规律,因此,数据的增长也呈幂次规律,即指数级变化。由此可见,信息,以及人类基于对信息的加工、提炼和系统性的探索所产生的知识,作为信息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具有共享使用和无限增长的特性。有关资料显示,在19世纪,人类的科技知识每50年增加 1倍, 20世纪中叶每 10年增加1倍,进入21世纪以后则是每3~5年增加1倍。信息的共享边际成本为零,意味着信息拥有明显的规模递增性质,这将前所未有地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

其次,信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供需空间格局,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了新的供求关系。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点对点的区域性市场是基本的供需空间格局。而在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冲破了地域的障碍和限制,极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供需空间格局。从供方来看,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制造、零库存、共享经济等成为可能,提升了供方的竞争优势;从需方来看,买家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工具更全面、迅捷地掌握产品信息,并在交易中占据主动地位,进而“倒逼”生产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的发展共同提升了供需双方的能力和水平,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了新的供求关系。

再次,信息社会急剧提升了财富增长的速度,增加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灵活性。

基于上述变化,价值的生产、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有形生产要素具有相对固定的产权归属特性,因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由此也产生了较为固定的收入分配关系。没有掌握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往往只能提供无差异或者差异较小的一般性劳动,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发生较大改变。而在信息社会,知识信息是其主要资源,而其更迭的周期又越来越短,这不仅意味着谁掌握了最新的知识信息,谁就能拥有更大的机会掌握经济收益的控制权;而且意味着相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来说,信息社会中财富积累的速度急剧提升,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调整更加灵活和快捷。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于1858年开始创业,用了半个多世纪打造起了石油帝国,到1910年,个人财富达到10亿美元。Facebook(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2004年创办社交网站,仅用了14年的时间,就以735亿美元的身价跻身201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5名。即使考虑到通胀因素(1910年的1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30多亿美元),信息社会中财富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工业社会无法比拟的。

信息社会财富积累的特性,在导致财富积累速度更快、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更加灵活的同时,由于其财富效应的影响,更易于吸引更多高端年轻人才“厚轻薄重”(“轻”代表数字经济,“重”代表制造业)。这一问题对于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导致“数字经济”的基础不牢,长此以往将对经济的稳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实践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信息社会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取得经济成就的最重要的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初期,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由于这些生产要素在总量上的有限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理论上给经济增长设立了极限。20世纪70年代轰动一时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2指出,“在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系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人类社会生产的增长最迟将在2100年停止”。这一判断得出的重要依据就是:“有限资源以及地球生态的限制”。

而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出现,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3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学派开始将技术进步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此后,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4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认为,以信息形式存在的知识要素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依靠信息驱动的知识经济增长的边界难以估量,主要是基于信息社会知识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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